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

摘要: PM2.5议题分析过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具体表现为对六大修辞命题——修辞资源、话语形式、框架形态、接合机制、修辞实践和阶层批判的识别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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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批判:

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


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

本文作者:刘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题提出:观念史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

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就已经诞生,然而真正将观念史从哲学史中剥离出来的学者则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Diggins, 2006)。洛夫乔伊立足于分析化学思路,强调从伟大的学说体系中离析出来一个个具体的“观念的形式”——“单元-观念”(unit-idea),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


为了厘清观念史的研究范式,我们有必要同时考虑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相关研究。其实,思想和观念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只不过思想是观念的高级形式。单就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而言,观念史和思想史并无本质上的学术分野。


以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和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两大代表性研究范式,前者关注文本(text),后者则转向语境(context)(Major,2005:477)。这两大学派同样可以视为观念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路径。具体来说,施特劳斯坚信思想对应的是一些普遍的“永恒问题”,并且完全可以超越历史的支配而在语言与经验上浮现出来,因此强调从文本“细读”中发现思想;斯金纳认为应该跳出文本自身的言说逻辑,“通过对那些非言语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s)的识别与认同而抵达深层的语境内容”,进而“在思想家所处时代的总体话语(general discourse)系统中思考问题”。无论何种研究范式,观念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究观念的起源、存在形式及其历史过程。


如何抵达过去的观念,又如何发现观念的存在形式,以及如何处理相关的文本、经验和材料问题,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范式和认识路径。具体来说,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核心探讨“人如何实际进行思考的问题”(卡尔·曼海姆,b2000:1)。观念史研究实际上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发现并识别观念的存在形式:第二是探寻观念的起源问题:第三是把握观念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和历史逻辑。知识社会学能够有效地回应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三个问题:首先,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形态,因此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次,知识社会学旨在探讨知识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接近观念的社会植根性问题;最后,知识社会学“通过描绘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调查社会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实际影响思想的” (卡尔·曼海姆,2000:271),因而有助于我们在经验与材料维度上把握观念与社会的影响机制和互动逻辑。


然而,尽管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理论”的认识论问题,但并没有在方法论意义上给出具体的、明确的方法路径和操作过程。本文尝试探索观念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修辞学分析过程确立的前提则是相应的知识社会学核心论题的确立。按照曼海姆的理论假设,开展知识社会学研究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知识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存在互动结构;第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观念与思想;第三,社会形势变化中存在群体意识的突显。探讨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路径,意味着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回应上述三?个问题,并尝试给出可能的方法路径和操作过程。


为了避免研究流于泛泛而谈,本文强调回到一个冲突性的议题、时空或知识语境中,借助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观念生成与流变的话语机制来把握“观念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本文立足于“秸秆焚烧”这一冲突性的议题语境,以PM2.5的概念形成及其对应的环境观念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并提炼出一套相对普遍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如下:第一,为了揭示观念产生的社会变化,本文主要从知识赋权的角度切入,即从赋权的视角来把握观念与社会的“互动”;第二,为了揭示观念本身的话语机制,本文聚焦于观念深层的框架生成原理,特别是从修辞学视角揭示框架生成的微观修辞实践;第三,为了揭示观念深层的群体意识形态,本文立足于一个基本的逻辑设问:在观念运行的社会主体互动结构中,观念究竟是“谁的观念”?


PM2.5:作为赋权话语的意指概念生产

 当我们尝试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取某种共同特征,并形成一定的知识单元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概念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构筑单位,同时也构成观念史研究最基本的分析单元(罗杰·豪舍尔,2002:13)。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如果一个概念的“出场”建构了特定的“矛盾”?或者“争议”,并且在人们的观念层面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群体意识,我们可以说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其实,“矛盾”与 “争议”并不是存在于事物的先天属性和固有结构中,而是经由修辞实践所“构 造”的产物。事物之所以成为“议题”,离不开语言实践层面的概念生产。一个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公共议题,本质上是因为其“可争议性”,而争议的生产与再造,本质上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没有概念,就没有表征,相关议题也就失去了认知和传播的符号载体。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概念是如何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其内在的修辞学原理是什么?

 

为了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观念的社会影响,我们以“PM2.5”这一具体的概念作为考察对象,探讨概念实践维度上的环境观念生成逻辑及其对公共议题的建构方式。

 

PM2.5是近些年逐渐进入公共视野的一个意指概念,它的“出场”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在PM2.5之前,简单的“空气污染”难以将环境问题建构为一个明确的“争议”,空气污染迟迟未能引起国人的敏感。然而,随着美国大使馆反复发布中国各地的PM2.5指数,这一概念的指涉内容越来越清晰了,而且逐渐进入中国官方的环保话语体系,成为衡量空气污染状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指标”。PM2.5拒绝个体的感知经验,它的功能和目标就是对空气污染状况进行数据化、指标化、参数化表征。PM2.5解放了公众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的话语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谈论污染,也可以安全地戏谑并批评政府,建立在PM2.5基础上的批判性话语场域随之生成。知识赋权强化了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对抗性话语”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其结果特别体现为对社会秩序的深层影响,尤其是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不同概念的修辞能力和作用效力,我们引入迈克尔·迈克吉 (Michael C. McGee)的意指概念(ideographs)理论来进一步阐释“观念的社会影响”这一知识社会学命题。不同于一般的符码术语,意指概念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被特定话语专门“拣选”的符号术语。普通概念之所以上升为意指概念,是因为它进入到政治话语序列。意指概念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基础,在公共议题构造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符号优势与潜力。 

 

概括来说,PM2.5既是一种指向具体物质形态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积极酝酿、传达、生产特定环境观念的意指概念。


   接合实践与框架生成的修辞原理

如何把握“观念的生成机制”,首先需要厘清观念的存在形态。观念是一种典型的话语形式,特别体现为一种普遍共享的、体系化的理解方式。话语既是观念表征的意义内核,也是观念生成的意义过程。任何观念体系的形成,往往是特定话语运作的结果。观念分析的基础就是对观念深层的话语形式和内涵的分析。

 

(一)框架形态分析

观念的形成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框架限制。我们之所以会形成特定的观念形态,根本上是因为在知识/话语的维度上激活、挪用或再造了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赋予现实世界既定的理解方式。任何框架的形成,都离不开语言的修辞实践,即框架必然是语言修辞的产物。因为观念的深层逻辑是话语,而话语实践必然伴随着特定的框架生产实践,因此观念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就是对话语实践中的框架机制研究。


只有进入具体的议题语境中,观念才能呈现更真实的话语图景和更丰富的框架 形态。为了揭示PM2.5议题语境下环境观念的话语机制及其深层的框架运作机制,本文以“秸秆焚烧”这一冲突性议题作为环境观念研究的议题语境。秸秆焚烧事件创设了一个争议性的话语“场所”,不同社会主体竞相在这里编织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透过秸秆焚烧议题深层的话语图景,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主体在PM2.5问题上的话语立场以及冲突深层的观念形式。秸秆焚烧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话语图景? 我们以大众媒介的相关报道作为话语分析的材料基础,以此探讨观念运作的框架机制。 


本文选择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大众媒介关于秸秆焚烧相关议题的报道。 内容分析数据发现,主流媒体在秸秆焚烧事件中主要呈现了六种框架,分 别是利用框架(31.7%)、政绩框架(26.4%)、惩罚框架(23.6%0、危害框架 (17.0%)、愚昧框架(13.5%)、文化框架(9.4%)。六种框架对待秸秆焚烧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同的,除了文化框架是站立在农民立场,并赋予秸秆焚烧一定的合理性,其他五种框架均对秸秆焚烧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将其建构为一种落后的、不合规范的、具有一定社会风险的行为事实。

 

(二)接合机制分析

六种框架征用了不同的认知范畴,也就是将秸秆焚烧“勾连”到不同的问题语境中,从而赋予秸秆焚烧行为不同的语义网络,这一过程对应的修辞实践是接合(articulation)。接合也称为勾连,即“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Laclau & Mouffe,1985:105)。接合实践则尝试从修辞学意义上重新争夺并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系统。接合实践中常见的符码形态是意指概念,强调将特定的意指概念勾连到既定的话语系统中,从而在话语维度上编织意指概念的意义内涵(刘涛,2015b:58-68)。在秸秆焚烧议题中,主流环境观念的想象力在PM2.5这一意指概念的接合实践中延伸开来。


接合实践的发生过程如图1所示。当两个意指概念处于共同的语义网络,而且存在一定的意义关联时,接合实践既可以理解为两个意指概念的逻辑连接,也可以理解为意指概念和话语网络的意义勾连。

 

当意指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链条中,接合实践便发生了,与之相应的修辞产物则是话语框架。在不同的话语框架及其接合实践中,秸秆焚烧从一个“问题域”进入另一个“问题域”,即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为不同的“问题”形态。

 

具体来说,在利用框架中,秸秆焚烧被视为一个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进行认识、改造和治理的科学问题;在政绩框架中,权力主体通过对秸秆焚烧行为的处置来确立政绩话语的合法性,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政治问题;在惩罚框架中,秸秆焚烧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违法行为,而惩罚成为政策或法律话语最擅长的回应方式,因此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法律问题;在危害框架中,秸秆焚烧被视为引发城市雾霾的罪魁祸首,且对现实生活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而禁烧成为通往雾霾治理的唯一途径,因此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环保问题;在愚昧框架中,秸秆焚烧被置于现代性语境下的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中,而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文明话语背道而驰的落后的社会行为,因而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农村问题;在文化框架中,秸秆焚烧回归到传统的文化哲学与文化地理学范畴,同时被视为一种符合 “自然伦理”和“生态哲学”的传统生产方式,因此秸秆焚烧意味着一个伦理问题。

 

可见,在不同的接合实践中,秸秆焚烧进入不同的问题域,同时接受不同框架范畴的话语重构实践,这使得秸秆焚烧超越了原始的农业生产话语范畴,而被悄无 声息地建构为一个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环保问题、农村问题、伦理问 题。这些新的“问题”形态的生产,无疑是修辞意义上接合实践的产物。换言之,当PM2.5被勾连到不同的语义框架中,它便重新界定了秸秆焚烧行为的属性、性质和意义体系。

 

不同框架所对应的理解体系是排他的,彼此之间存在明确的认知界限。比如, 秸秆焚烧行为是否有益于土壤的再生能力,文化框架和利用框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 认知方式。文化框架认为秸秆焚烧是传统刀耕火种的自然延续,并对其合理性给予 了充分的文化肯定。利用框架则立足于科学主义话语,尝试从科学维度上揭示秸秆 焚烧行为对于土壤的破坏,进而提倡要对秸秆进行科学利用而非直接焚烧的现实价值。


  (三)修辞实践分析

纵观秸秆焚烧事件中的话语图景,语言修辞的标志性产品就是“话语框架”。 每一种修辞策略都对应于相应的修辞实践,其功能就是尝试在语言维度上勾勒出某 种既定的领悟模式。

 

本文立足于秸秆焚烧事件中相关报道的具体修辞行为及其策略本身,综合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对于具体修辞体裁与策略的划分,在此基础上确立秸秆焚烧事件报道的诸多修辞方式。在对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理论资源的批判性选择和吸纳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五种具体的修辞体裁或修辞实践——隐喻修辞、故事修辞、悲情修辞、对立修辞、误同修辞,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揭示秸秆焚烧事件中框架生成的修辞学原理。

 

五种修辞实践对应于五种不同的劝服/认同机制,其在框架生成中的修辞原理和修辞贡献也是不同的。一种框架的激活与生产,及其合法性与排他性的建构, 并非依赖于单一的修辞实践,而往往是综合多种修辞实践。如果对秸秆焚烧事件中1198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即对其选择的六种框架形态和五种修辞实践分别编码, 然后观察框架形态和修辞实践之间的逻辑关联。

 

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数据显示:尽管每一种框架都综合使用多种不同的修辞实践,但某些框架总是偏向于使用特定的修辞实践,而且存在显著的相关强度(见表1)。具体来说,利用框架更多地使用故事修辞和误同修辞,政绩框架更多地使用隐喻修辞和悲情修辞,惩罚框架更多地使用对立修辞,危害框架更多地使用对立修辞和故事修辞,愚昧框架更多地使用误同修辞和故事修辞,文化框架更多地使用悲情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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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尽管六种框架铺设了PM2.5时代环境观念的基本图景,但框架本身的合法性,却是多种修辞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仅以政绩框架为例,对其修辞学构造机制予以阐释。探究政绩框架的生成原理,其实就是要回答接合实践发生的微观语言修辞机制,即秸秆焚烧事件是如何作为一种政绩资源而承载并凸显政府的治理能力。接下来我们主要从隐喻修辞和悲情修辞两个维度切入,把握政绩框架生成的修辞机制。

 

第一,在隐喻修辞实践中,一系列成熟的认知意象和概念系统被激活和挪用,以此限定并确立了我们的理解方式。在秸秆焚烧的叙事图景中,隐喻修辞的常见策略之一就是征用了“战争修辞”,即将面向秸秆焚烧的政府治理视为一场战争。如果说秸秆焚烧治理是 一场战争,采取最严厉的惩处行为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在政绩框架的修辞体系中,“硬仗”“狼烟”“攻坚战”“狙击战”“主动仗”“游击战”“集结号”“严防死守”等概念符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其特点就是在战争修辞框架中强化政府治理行为的高效与正确。

 

第二,在悲情修辞实践中,官方话语抛弃了相对理性的法制话语,转而使用的是一套悲情化的语言体系,其特点就是极力渲染秸秆禁烧的治理之苦,以此建构政 府形象的“弱势感”,从而在情感维度上编织秸秆禁烧话语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官方话语,反倒招募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悲情修辞方式,将自身建构为一个饱受秸秆焚烧之苦“弱者”,以此俘获社会公众的情感认同。


谁的赋权:观念深层的群体意识形态分析

当不同的框架被生产出来,我们如何把握框架深层的群体意识形态?其实,不同的框架赋予了秸秆焚烧事件不同的认知范畴,但这些认知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秸秆焚烧之所以作为一种“争议”被生产出来,不能不提到城市话语与乡村话语的地缘冲突。简言之,秸秆焚烧的冲突基础是城乡问题,将地缘话语作为一种表 征向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体来说,在六种框架形态中,利用框架、政绩框架、惩罚框架、危害框架和愚昧框架具有明显的精英立场,更多地代表了现代性语境下城市阶级的生态审美诉求,而文化框架则携带着明确的农村阶层的话语立场,其目的就是赋予了秸秆焚烧一定的文化合理性。秸秆焚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城市审美话语与乡村生计话语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而冲突的本质则指向转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秸秆焚烧事件创设了一个争议性的话语性场域,它剥掉了官方意识形态一直以来构建、修复并维护的城乡之间的水乳关系或和谐状态,使其不 得不面对彼此几近遗忘的真实。如果说PM2.5创设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和认知系统,秸秆焚烧则是一块通往城乡关系认知的“试金石”。 正是在秸秆焚烧这里,环境观念不再是纯粹生态学意义上铁板一块的集体观念,而是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地缘特征与阶层特征。


可见,建立在PM2.5这一意指概念基础上的环境观念并不是一种毫无偏见的整 体性的群体意识,而是携带着明确的阶层属性,且存在一个地缘意义上的解释向度。 


雾霾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城市问题,而PM2.5归根到底还是城市人的意指概念。如果说PM2.5是一种赋权,那这种赋权具有显著的阶层内涵,即对城市阶层的赋权。在雾霾笼罩下的社会冲突体系中,PM2.5毫无遮拦地展现了其“亲都市话 语的阶层内涵。政绩框架、惩罚框架、危害框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环境认知范畴,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秸秆焚烧行为合理与否的“事实宣认”。

 

面对主流环境观念所呈现的PM2.5图景,我们如何理解“主流”的内涵?在秸秆焚烧议题制造的语义场中,“主流”观 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意义维度,而是选择性地转向并表现为地缘意义上的空间问题,并最终成为“城市话语”的代名词。如果说PM2.5的“出 场”意味着一种赋权,那赋权的对象、方式和效果则存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分层系统。 


在PM2.5制造的冲突性议题中,不仅意指概念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 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其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同样呈现出显著的阶层特征。话语实践分析强调从意识形态维度把握意指概念的阶层内涵,社会文化实践分析强调从具体的物质实践维度把握意指概念与现实活动的作用机制。我们不妨从社会流动(social flow)这一具体的实践形态来把握PM2.5的社会文化实践。PM2.5是一种典型的风险话语,但每个阶层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方式是不对等的—— 精英阶层具有更大的流动能力,可以通过移民等方式摆脱雾霾的困扰,而普通阶层则被迫困于原地,默默地承受着雾霾的肆意伤害。


总之,将阶层分析引入观念史研究,一方面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观念史研究的批评视野。


结语与讨论: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本文以PM2.5时代的环境观念作为考察对象,从修辞学意义上分别回答了观念 的社会影响、观念的生成机制、观念的群体意识,并对具体的修辞学分析方式和 操作方式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对应的修辞学方法论分析过程如表2所示。首先,就观念的社会影响而言,修辞分析的核心内容是“修辞资源” 选和“话语形式”识别。 其次,就观念的生成机制而言,本文将大众媒介文本视作观念表征的文本对象,认为观念生成离不开特定的框架生产实践,相应的修辞学分析过程包括框架形态分析、接合机制分析、修辞实践分析。 最后,就观念的群体意识而言,观念史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观念的群体构成和群体意识构成,即在修辞学意义上回答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问题。 基于对PM2.5议题的观念史分析,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修辞学分析范本,但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种相对普遍的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论框架,依然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思考和拓展。


具体来说,基于PM2.5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模型,通过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观念的修辞资源、话语形式、框架形态、接合机制、修辞实践、阶层批判,以此把握观念史研究的修辞学方法路径。


第一,在修辞资源的识别上,意指概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认知路径。意指概念就如同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窥视到观念史研究特别关注的两大命题:物质现实对意指概念的生产过程以及意指概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第二,在话语形式的理解上,本文主要从知识赋权的话语维度探讨观念与社会的影响 方式与互动机制,但知识赋权并非通往“观念的社会影响”的唯一话语形式。在具体的观念史研究中,依然有必要结合具体的社会事实,创造性地发现并选择更有效更多元的话语认知方式;

 

第三,在框架形态分析上,本文更多地依赖于具体的文本对象。其实,并非所有的观念都存在一个明确的文本化的分析对象,也并非所有的 观念都是以一种成熟的语言形式存在,而如何对非语言性的社会性文本(如事件、 空间、仪式)开展相应的框架识别工作,同样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拓展和创新;

 

第四,在接合机制分析上,本文关注的是一种议题是如何从一个“问题域”流动到另一个“问题域”,对应的接合过程不仅强调意指概念之间的接合方式分析,同时强调意指概念是如何被勾连到既定的话语体系中。当一个意指概念进入到某一话语体系中,它是如何改变既定的语义结构,或者说既定的意义网络发生了何种变化,这是后续研究需要迫切回答的理论命题;

 

第五,在修辞实践分析上,观念史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是,观念所对应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的?本文对具体修辞策略的识别和归纳,更多地是在语言维度上把握框架的生成原理。然而,如今的视觉文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本形态,如何把握视觉话语形成的框架形态,即在修辞学意义上把握“视觉框架”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制,而这必然涉及到视觉修辞的分析方法和实践。

 

第六,在阶层批判探析上,观念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就是尝试揭示观念本身的阶层属性,并进一步回答“谁的观念”这一命题。诚然,观念运行的社会背景和阶层构成愈加复杂,而且观念本身也处于一个流变过程,因此,阶层批判分析不仅要在共时意义上把握不同阶层的观念差异,还要在历时意义上动态地把握观念的争夺过程。


本文系简写版,部分内容和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


(本期执编: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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